我还常在公众演讲和展示的时候颇为窘迫地僵在台上，有几次还不得不跑下台去。我曾经放弃过约会，考试时中途离场，在求职面试时崩溃。无论坐飞机、火车或是汽车出门，还是仅仅走在街上我都崩溃过。在平常的日子里做平常事的时候，比如读书、躺在床上、打电话、参加会议、打网球，我有成千上万次受到无孔不入的惧怕侵袭的经历，饱受恶心、晕眩、颤抖以及形形色色的身体症状的困扰。有些时候我相信死亡或者某些可能更加糟糕的事情即将降临。
即便在没有被这些严重的状况深深折磨的时候，我也经常受到担心的狂轰滥炸:担心我本人和家人的健康，担心财务状况，担心工作，担心我车里发出的嘎吱响声和地下室里传来的滴水声，担心岁月的侵蚀和死亡的无法避免。我担心一切，却不知道到底担心的是什么。有时，这种担心会变形为轻度的身体不适—胃痛、头痛、晕眩、胳膊痛、腿痛，或者就是一种笼统的不舒服，好像自己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或者流感似的。我多次因为焦虑而引发呼吸及吞咽困难，甚至难以走路。接着这些困难变成一种强迫观念，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
我也被不少对特定事物的害怕和恐惧折磨过。随便列举一些吧:密闭的空间(幽闭恐惧症)、高处(恐高症)、昏厥(虚弱恐惧症)、被困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广场恐惧症的一种)、微生物(恐菌症)、奶酪(奶酪恐惧症)、当众致辞(属于社交恐惧症的子范畴)、坐飞机(高空恐惧症)、呕吐(恐呕吐症)、当然还有在飞机上呕吐(晕机呕吐恐惧症）。
我从大概两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焦躁不安，充满恐惧、害怕，还有些神经质的家伙。1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医院做了评估，然后被转到一位精神病医生那里接受治疗，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克服自己的焦虑。
我尝试过的方法有以下这些:个人心理疗法(做了三期)、家庭疗法、集体疗法、认知一行为疗法(CBT)、合理情绪疗法(RET)、接纳与承诺疗法(ACT、催眠疗法、冥想疗法、角色扮演疗法、内感受性暴露疗法、现场暴露疗法、表达支持疗法、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自助练习册、推拿、祷告、针灸、瑜伽、斯多葛哲学，另外，我还从一档深夜电视购物节目订购过录音带。
药物治疗是少不了的(大量的药物)，包括氯丙嗓、丙咪嗓、去郁敏、扑尔敏、苯乙肼、布斯帕、百忧解、左洛复、百可舒、安非他酮、郁复伸、喜普妙、依地普仑、欣百达、氟伏沙明、曲哇酮、左旋甲状腺素、心得安、水合酸安定、舒宁、普拉西伴、圣约翰草药、唑吡坦、安定、利眠宁、安定文锭、赞安诺和克诺平。
以及啤酒、红酒、杜松子酒、波旁威士忌、伏特加和苏格兰威士忌。
以上方法中有效的数目是:零。
事实上它们并不是完全无效，有的药物在有限的时间里产生了一些帮助。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我在初中受到焦虑摧残的时候，氯丙嗓(一种安定药，被列为主要的镇静剂)和丙咪嗓(一种三环类抗抑郁药)合力医院。另一种三环药去郁敏帮我度过了25岁之前的那段日子。在我快30岁的时候，百可舒(一种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简称SSRI)曾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显著降低了我的焦虑，之后恐惧再次突围成功。足量的赞安诺、心得安和伏特加让我(勉强)
挺过了30岁出头那几年里的一次书展和若干次公开演讲、电视出镜。在飞机起飞前喝一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服下一片赞安诺，再加一片晕海宁，有时能够让飞行变得可以忍受—而如果在足够短的时间间隔里喝下两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就可以掩盖恐惧的存在，让它显得模糊一些、遥远一些。
然而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没有从根本上减轻这潜伏的焦虑，它交织在我的灵魂中，紧紧纠缠着我的身体，时不时给我的人生带来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治愈我的焦虑的希望已经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之和平共处的顺从感，是发现一种救赎，或者是发现我自己从经常颤抖的、崩溃的、神经质的碎片中得以缓解的好处。
如今，大多数人相信长期压力是这个时代的标志，而焦虑己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条件。就像人类步入原子时代以来多次被提起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这句话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当美国近几年在短时间内连续受到恐怖主义、经济灾难、混乱以及广泛的社会转型的冲击时，它便显得越发正确了。
可是，仅仅在30年以前，焦虑本身还没有被列为一种临床分类。
年，在治疗焦虑的一些新药被研发出来并且投入市场之后，焦虑症才取代原来的“弗洛伊德神经症”，终于进入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讲，治疗比诊断要来得更早，也就是说，是抗焦虑药物的发现推动焦虑成为一种疾病分类的。
得益于神经系统科学家约瑟夫·勒杜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害怕的情绪和行为都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由杏仁核产生的，或者至少是通过它产生的。杏仁核是一个小型的、杏仁形状的器官，位于大脑的底部。
我们对不同的神经传导物质，例如血清素、多巴胺、Y-氨基丁酸、去甲肾上腺素以及神经肽Y是如何减轻或者增强焦虑的认识也已经远超弗洛伊德和克尔凯郭尔。
尽管神经化学和神经解剖学带来了很大的进步，我的亲身经验表明，心理学领域仍因为争论焦虑的成因和治疗方法而存在分歧。我咨询过的精神药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告诉我药物是“治疗”我的焦虑的一种手段，而我咨询过的认知行为治疗师们则常常告诉我药物是焦虑的部分“诱因”。
认知行为治疗师的先驱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荷兰犹太裔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他相信焦虑仅仅是个逻辑问题。斯宾诺莎提出，错误的想法让我们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产生恐惧，这与多年后认知行为治疗师们关于错误认知的说法如出一辙(如果我们无法控制一件事，害怕它便毫无价值，因为害怕没有任何帮助)。斯宾诺莎的哲学似乎在他自己身上颇有成效，他的生平显示他是个相当平静安详的人。比斯宾诺莎还要早年左右，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已经捷足先登，提出了同样的错误认知的概念。“困扰人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他在公元1世纪写下的话。爱比克泰德认为，焦虑的根源并不在我们自己身上，而在于我们对现实的担忧。缓解焦虑是一个“修正错误认识”的问题(认知行为治疗师们这样说)。斯多葛学派可能是认知行为治疗师真正的祖师爷。与爱比克泰德同时代的塞内卡写道:“警告我们的事物比伤害我们的事物更多，我们在忧虑中受到的伤害比在现实中受到的更多。”他的话与认知行为疗法的官方创始人阿朗·贝克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相差无几，但比后者早了年。
现代精神药理学的前辈们的历史更加悠久。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4世纪便认为病理性焦虑是个明确的生物学以及医学问题。
病理学焦虑到底像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现代药理学家所说，是一种医学疾病呢，还是像柏拉图、斯宾诺莎和认知行为治疗师们所说，是一种哲学问题呢?是像弗洛伊德和他的支持者们所说，是一种源自童年创伤或者性压抑的心理问题呢，还是像克尔凯郭尔和他的存在主义后辈们所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呢?或者，它是否像W.H.奥登、大卫·理斯曼、艾里希·弗洛姆、阿尔贝·加缪以及众多现代评论家声称的，是一种文化状态，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呢?
事实上，焦虑同时是生物学与哲学、身体与心理、本能与理性、个性与文化的功能作用。即便焦虑是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体验，在科学上，它仍然可以在分子和生理层面上被计量。它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人为的产物;既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用计算机术语来说，它既是硬件问题(我的安装出现了错误)，也是软件问题(我运行了存在逻辑错误的程序，使我产生了焦虑的想法)。气质形成的根源有许多方面;情绪性格的根源似乎是简单而且单一的——要么是基因缺陷，要么是童年的创伤——也可能并非如此。毕竟，谁会说斯宾诺莎那自我炫耀似的平静更多是源于他的心理而不是身体呢?难道不会是一种基因设定的轻度自动觉醒程序造就了他的宁静哲学?
我不需要追溯到远祖就能发现焦虑是我的家族遗传。我的曾外祖父切斯特·汉福德曾在哈佛大学担任过多年的教务长一职，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严重焦医院，那是医院，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市。他人生的最后30年里经常深陷痛苦之中。虽然药物和电击治疗偶尔能够缓解他的痛苦，但这种喘息的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在60年代他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只能在自己的卧室里像胎儿一样蜷缩着。据我父母描述，他发出了简直是非人一般的呻吟声。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曾外祖母，一位杰出而聪颖的女性，被照顾他的重任压垮了，于年服用过量的苏格兰威士忌和安眠药而去世。
切斯特·汉福德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他已90岁了，是位极富才华并且从外表上看充满自信的人。但他却忧心忡忡，并且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被一系列强迫症的典型症状压迫。这是一种被官方列为焦虑障碍的疾病。例如，他离开一幢房子的时候一定要从原来进去的门走出来。这种迷信有时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而我的母亲是个高度紧张、担心成癖的人，与我有很多同样的恐惧和神经症。她严格地回避登高(玻璃电梯、缆车)、公开讲话以及大多数冒险行为。像我一样，她也非常害怕呕吐。她年轻的时候，经常出现严重的惊恐发作。我的父亲—她的前夫—坚称，她最焦虑的时候简直和偏执狂差不多:她怀着我的时候，深信有个开着黄色大众汽车的连环杀手正监视着我家的公寓。我唯一的亲妹妹也在和焦虑做着斗争，她的焦虑类型和我不一样，但程度丝毫不比我的轻。她也服用过喜普妙、百忧解、安非他酮、苯乙肼、加巴喷丁和布斯帕，但所有的药物对她都没有效果。
基于我母亲家族这四代以来的证据(此外，作为补充，还有来自我父亲这一边的精神机能障碍，在我的少年时期，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五个晚上要喝得酩配大醉)，下结论说我存在焦虑和抑郁的家族遗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研究表明，怀孕期间压力过大的母亲更有可能生下情绪焦虑的孩子。年4月，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母亲因受到西班牙无敌舰队向英格兰海岸来袭的消息惊吓，提前分娩，生下了这个早产儿。“我和恐惧是一对孪生兄弟。”霍布斯写道，他将自己焦虑的性格气质归结于他母亲因惊吓引起的早产。
“没有焦虑，很多成就就无法实现。”波士顿大学焦虑障碍治疗中心创始人以及名誉主任戴维·巴洛说，“运动员、演员、企业管理者、工匠以及学生们的表现会大打折扣;人们的创造力会消失;农作物可能也不会被种植。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坐在树荫下消磨我们的时光。这对于一个种族来说是致命的，危险不亚于一场核战争。”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在感知和理解焦虑上的不同之处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这些文化和时代的事情。为什么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学者认为焦虑主要是一种身体状况，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认为它是一个知识问题呢?为什么早期的存在主义者认为焦虑是种精神状态，而“镀金时代”的医生则认为它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特有的对于工业革命的压力反应(他们认为这种反应让天主教社会免受伤害)呢?为什么早期的弗洛伊德学派支持者认为焦虑是源自性压抑的一种心理状态，然而我们自己倾向于再一次将它视为一种药物和神经化学状态、一个出现故障的生物力学问题呢?
这些摇摆不定的解读体现了科学前进的步伐吗?或者只是一种变化，像文化运作的方式那样，常常是循环往复的?
为什么在美国人和法国人身上疗效显著的治疗焦虑的药物在中国人身上收效甚微呢?
我不是医生，不是心理学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科学史学家——以上任何一种身份在写一本关于焦虑的专著方面都要比我更具学术权威。本书是一部综合作品和报告文学，结合了对“焦虑”这一概念从历史、文学、哲学、宗教、流行文化以及最新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探索，通过一些我可以自称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的东西——那就是我关于焦虑的经验——将它们交织在一起。
距离我们的时代更近一些的知识冒险家，查尔斯·达尔文、威廉·詹姆斯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被关于自身焦虑的好奇心强烈驱使着，也被找到缓解自身焦虑的方法的渴望强烈驱使着。弗洛伊德运用他严重的火车恐惧症和抑郁症，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达尔文自从贝格尔号的旅行归来之后因受到压力相关的疾病困扰几乎足不出户——他花了许多年寻求缓解焦虑的良方，如洗温泉浴，并且听从一位医生的建议，用冰把自己的全身盖住。詹姆斯试图在公众面前掩藏自己的恐惧，但经常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受到惊吓。他在年这样描写自己最初产生焦虑时的情况:“我每天早上都在可怕的恐惧感中醒来，对人生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
我最为
